2004～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创造了世界奇迹。然而，随着粮食的连增，有人对我国的粮食形势盲目乐观，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在此形势下，切莫陶醉于“粮食连增”，务要“警钟长鸣”；切莫忽视隐存的粮食风险，决不可放松“粮安之弦”；切莫为贪“小便宜”，到头来“吃大亏”；切莫把简单化“多赶少砍”当良策，避免重蹈覆辙；切莫把美国现代大农业当模板，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切莫把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要坚持现代市场经济要义；切莫把“虚拟”当真实，以免发生误导；切莫把“误读”当“正读”，务必保持粮食战略定力。

当前，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的各种思潮和思想涌动，必须要正确分清和认清“农粮”研究中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理念，以避免“误读”粮食，导致动摇“中国有能力养活中国”的自信，导致涣散我国粮食战略定力的负面结果。

一、切莫陶醉于“粮食连增”，务要“警钟长鸣”

环顾全球风云，凝思改革春秋，我国的确开创出一个大国粮食安全的新局面。全国粮食生产打破了传统的“二丰、二平、一歉”的周期，创造了“十二连丰”或称为“粮食连增”的奇迹，引起全球瞩目。然而，随着粮食的连增，人们对农业粮食“双基础”的观点趋向淡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重钱轻粮”的思想相当普遍存在。鉴于此，有必要提醒人们切莫一味陶醉于连年丰收的喜悦而陷入盲目乐观；相反，必须正视我国粮食“喜中有忧”。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快速演变，目前我国粮食形势错综复杂，中持久粮食供求总量紧平衡与个别品种阶段性过剩并存；粮食托市价格面临“夹板挤压”与保护粮农利益的需求同在；国际市场粮食资源的适度利用与粮食“过度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矛盾凸显；保护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农民生产粮食的“两个积极性”的老大难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粮食财产和粮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薄弱，我国粮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甚微。面对此种形势，人们尤其是“关键少数”务必充分认识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持久性和艰巨性，不可掉以轻心。

从中持久的视角看，我国粮食产销有“五个不会变”。一是全国总人口增长及人口结构演变的趋势不会变，每年要净增600～700万人。按照居民人均年粮食消费量300公斤（低于实际消费数量80多公斤）计算，每年需要增加消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80～210万吨。二是粮食和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会变，居民粮食和食物消费呈现的“优质、多样、营养、安全、方便”的趋势日益加强。动物性食品消费量的增加，必然促使饲料消费量显著增长。三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及人口城市化率提高的趋势不会变。四是我国保证粮食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方针不会变。据专家测算，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粮食消费总量需要增加440万吨左右。五是粮食对外开放的方针和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方针不会变。这“五个不会变”决定我国中持久粮食消费将呈刚性增长态势，确保粮食安全居于治国理政的“最顶层”。国人尤其是“关键少数”切莫为粮食“十二连增”失去清醒，务必增强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务必“长鸣”粮食安全的“警钟”，把保障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视为“基本人权和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二、切莫忽视隐存的粮食风险，决不可放松“粮安之弦”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从近两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中可以看到，在“三期叠加”的新阶段，我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质量堪忧，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等。

这里，着重指出，在“三期叠加”下粮食领域各种深条理矛盾凸显，中持久粮食可持续安全存在着隐忧，也就是风险因素。从宏观环境看，世界陷入多事之秋，在纷纭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市场上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陷入萧条不景气，价格一路走低。这种新情况给我国粮食市场造成了沉重压力和困难以及不确定性，致使我国粮食陷入“多重矛盾”：既担心通胀，又担忧通缩；既有市场空前繁荣，又有市场价格扭曲和“失灵”；既有技术进步，又有自然资源耗竭和粮食资源严重损失浪费；既有“高收购、高库存”，又有“高进口”的“三高复加”压力和挑战；国内粮食承受“夹板”价格的双重压力；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农业粮食生产劳力形成老年型结构；威胁粮食安全的严重自然灾害频仍；跨国大粮商全面进入国内粮食领域，从而加剧了竞争。面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对我国粮食可持续安全怎能够高枕无忧呢？国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决不可忽视隐存的粮食风险，必须抓紧“粮安之弦”，做到“四个必须”。

一是必须“端正理念”。目前，许多地方关注和关切粮食安全的理念是薄弱的，有的甚至是不端正的。人们需要心怀“远忧”，力戒“短视”，强化和端正“粮安天下”的治国理政、保障民生的理念，特别是树立牢牢端住自己饭碗的理念，坚守口粮100%自给的粮食安全底线。二是必须“落实责任”。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国务院“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各地主要领导要切实承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及粮食安全保障工程建设，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篇文章。三是必须“固本强基”。在第一财产在GDP中的份额下降的条件下，依然需要坚持“农业是基础、流通是关键”的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当前必须坚守18亿亩基本农田“红线”不可逾越，促进农业粮食财产由偏重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转型升级。四是必须“兴市活流”。要创新和完善现代粮食大流通和提高粮食现代化治理能力，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市场功能，完善以市场为主形成价格的机制，并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善于驾驭、利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使此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切莫为贪“小便宜”，到头来“吃大亏”

实施对外开放方针，开扩了我国农业粮食发展的广阔前景。无疑，坚定不移坚持这一方针是必要的，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积极的。但是，实施粮食开放方针，必须坚持互利双赢、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原则。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虽然国内粮食连续增产、储备充裕，但在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的条件下，国内涌动一种“利用国外市场，粮食安全就没有问题”“种粮不如买粮”“低价粮不买白不买”的思潮和论调。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些企业和粮商短视地看到国外粮食周期性低价时，就按捺不住贪吃“小便宜”的冲动，纷纷扩大进口廉价粮食，不惜伤害国内的粮食生产，埋下祸害粮食安全的根苗。

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连续猛增，导致出现“三高”的怪象。据海关统计，2014年我国粮食进口量达10000万吨，其中谷物及谷物粉的进口量达1952万吨，同比增长33.8%；进口大豆7140万吨，同比增长12.7%，创历史新高。2015年1～8月，由于谷物属于进口配额管理范围，进口量有所下降，为2295万吨，同比增长84.6%。值得注意的是，不在配额内管理的替代精饲料效应明显的高粱、大麦、酒糟粕、木薯干片等品种的进口量快速增加，2014年达到1140万吨。2014/2015年度相关品种累计进口量仍然快速增加：高粱433.51万吨，同比增长356%；大麦379.83万吨，同比增长137%；DDGS（酒糟蛋白饲料）为72.74万吨。三大品种的合计进口量为886.08万吨，同比增长61%。若以玉米替代比率0.91、0.78和0.6测算，可以替代玉米430万吨。在国内谷物供求有余、储备充裕的条件下，进口量依然快速增加。这是一种“逆向调节”，对粮食市场加重了压力，对粮食生产造成了威胁，为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不能不引起警惕。

粮食是极重要的准公共品。准公共品既具有特殊商品的经济属性，又具有基本人权属性。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既要算“安全账”，又要算“经济账”。然而，在对粮食安全进行评估时，不能简单片面地算成本、价格的“经济账”，还必须重视其政治意义、人权保障和社会价值。任何一个政府都绝不会允许粮食安全出现失误，尤其要绝对保护本国的粮食主权。当今世界上，连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都极力抵挡低价粮的诱惑和压力，对本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权益予以特别保护，宁可以高成本生产粮食、高关税保护市场，也要确保本国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国内有些企业和人士为吃“廉价粮”，把国内粮食安全和保护农民利益就一股脑忘记了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国家（如印度）在取得独立后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大力开展“绿色革命”，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然而，就在这时候，195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产品贸易与发展法案》，即“第480号公法”（Public Law 480），也称食品换和平（Food for Peace）法案。美国以推行“480号公法”为手段，不仅使受援国依附于自己，而且消除了大量过剩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可谓得益多多。待到美国过剩的粮食处理殆尽之后便立即断绝了“便宜粮源”，而且必须支付“硬通货”。就这样，一巴掌把贪吃“便宜粮”的国家打入饥饿的深渊，甚至沦为“饥饿之国”。

治国理政，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我们积极主张敢于和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要全面准确实施粮食安全新战略。“立足国内、以我为主”，以及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对于“适度进口”，更要准确理解和实行。它不仅指进口的数量要适当，而且指进口的时空要适当。即在国内市场需求的适当时间，从适当地方进口适当品种和适当数量的粮食或其他重要农产品，并不是只单一考虑价格，不顾国内市场和农业生产需要，见便宜货就大肆购买，造成“过度进口”。这必须引起警戒，辩证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君子爱利”，但“取之有道”。在进口粮食中，必须“义利并重”，“义”字为先，决不可“见利忘义”，忘了国家和广大农民。

四、切莫把简单化“多赶少砍”当良策，避免重蹈覆辙

农业粮食生产结构是相对的、动态的，不断合理调整是客观发展规律使然。因时、因地、因情制宜，合理调整农业粮食生产结构，是一条客观规律。适应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的民生需求，农业粮食生产的阶段性目标各不相同。在以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和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变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粮食生产结构肯定是不同的。尤其在当下，在以农业粮食改革为主题、以转变农业粮食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其转型升级，加快其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同时也为尽快摆脱目前我国粮食“三高”的困境，实施农业粮食结构调整无疑是必要步骤。

然而，调整农业粮食结构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会重蹈计划经济时代曾经不止一次走过的弯路。那时在人们的观念里，更多是把“调整农业粮食结构”等同于压缩粮食种植面积。那时的“调整”采取的是典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即所谓的“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刀子”的“多砍少赶”的简单化办法。而且多是向“粮食生产开刀”，导致粮食面积过快过猛缩减，产量大起大落波动。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亿多贫困人口还不得温饱的情况下，人们把由于粮食仓储设施严重短缺导致的“卖粮难”和“储粮难”误判为“粮食过剩”，在调整农业粮食结构中普遍掀起“圈地运动”，乱占滥占耕地，造成粮食种植面积过猛过多缩减，酿成粮食生产出现“马鞍形”的苦果。滑坡易、上坡难。粮食生产一旦滑坡，再恢复起来就需要多花几倍的力量和几年的时间，更导致农业粮食生产萎缩和农民收入增长放缓。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调整农业粮食结构必须以“五位一体”治国方略和粮食安全“新战略”为统领，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障作用为手段，以新理念优化国家粮食安全路径，合理配置区域生产力布局，改善粮经作物生产结构、种养结构、财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等“四大结构”。从空间经济学原理出发，既要重点精心经营好耕地，又不局限在耕地上，以放眼全部国土，树立大生态、大食物、大市场、大农业、大科技的新理念；以农业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为基准，“因地制宜，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草则草、宜牧则牧、宜渔则渔”。通过广泛开展“双创”活动，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提高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的优化匹配度。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人深刻感悟，在调整农业粮食结构的全过程中，要以辩证的新理念处理粮食生产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问题，跳出“非此即彼”“非粮即经”的思维定式。相反，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全过程中，绝不可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要把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途径，要把稳定粮食产量、提升粮食产能和提高粮食质量作为前提，把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作为底线，构筑稳固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五、切莫把美国现代大农业当模板，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

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扩大农业粮食规模经营的热潮，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我国土地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土地制度是农业的根本制度。面对逐浪高的扩大经营规模的热潮，经济学者需要冷眼观察和思考。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一次新的突破和飞跃。就实质而论，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一定的、适宜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把包括土地、劳力、资金、技术、设备，甚至经营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起来，以实现有效运行，取得最佳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适度规模经营，不仅包括种植业，而且也包括畜牧业、园艺业、饲养业以及林业等。因此，扩大经营规模可以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范围内进行。由于土地是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所以种植业、园艺业和林业等规模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土地规模的“适度”经营——取得最佳效益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只要真正实现农业粮食的适度规模经营，就能取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果，发生“五大优越性”：一是有利于采用和推广现代生产方式；二是有利于采用现代科学化、专业化管理；三是有利于节约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四是有利于降低农业粮食生产资料的成本；五是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等“双增”。

那么，何谓适度规模经营？如何把握经营的“适度”？只有对这些基本的问题取得正确的认识和采取正确的行动，才能保证农业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健康持久地发展，实现规模效益的目标。

一般而言，适应不同的客观环境，经营规模的“适度”，也相对各有“大、中、小”的区别：大有大的优势，中有中的利益，小有小的亮点。但是，经营规模必须是依照客观条件决定，绝非由简单的数字叠加而定。当前在发展规模经营的实践中，有人发生一种规模效益做“加法”的错觉，认为经营规模越大，规模效益就越高，于是就陷入盲目贪大的误区。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以美国现代大农业为模板，宣扬大农场多么优越。然而，美国的现代大农场适应的是美国人口少、土地广袤、机械化程度高的情况，而对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微小的我国就不适应。片面“模仿”“拷贝”国外现代大农业的做法，不考虑本地技术、人才、管理、市场等相关必要条件，盲目“圈地”扩张，只会导致单产和效益降低，发生“有钱租耕地、无力种好地”的问题，各地都不乏个案。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大规模”，城市一些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动辄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几万亩。因为务农和种粮的收益无法收回“租地成本”，有的工商企业抬高地价“圈地”后，必然发生“离农化、离粮化”倾向。

问题还不止于此。规模效益和规模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规模效益是以规模经济为前提，以扩张规模为手法，而规模经济则以规模效益为衡量标志。当生产规模扩大的比率小于产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时，即生产规模扩大对产量或收益发生积极影响时，规模收益就会递增；反之，当生产规模扩大的比率小于产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时，规模收益就会递减。不仅规模收益降低，而且大量农民沦为无地耕种者，其中一部分只靠“地租”过活，另一部分成为“工商资本”的“雇工”，靠给企业主打工维生。更有许多农民将如何就业？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造成农村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鉴于此，那种经营规模越大越好的看法和做法，是违背农业粮食发展客观规律的，是完全不足取的。

实际上，农业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品种，特别是在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农业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面积是不相同的。概括国内外的规模经营，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美国的“超大型”。由其人少地广的资源条件决定，走的是现代大农业的道路，经营规模数千亩、上万亩乃至数万亩的农业粮食企业比比皆是。二是欧盟的“中等型”。欧盟成员国的农业企业大多属中等规模。以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德国为例，农业企业（即农民家庭农场，下同）的经营规模分为三种：5～30公顷，为小型；30～60公顷，为中型；60～100公顷及以上的经营面积，为大型。但是，在三种农业企业中，以中型为主。三是东亚的“超小型”。包括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农业粮食经营规模很小，虽然精耕细作，但是规模效益低下。

当下，我国需要积极探索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为主要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并主要通过这些主体把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其他要素优化组合，形成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方式。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是不相同的。一般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要大一些，而专业大户要小一些。二是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更是具有差别。具体说，我国东北地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发展农业粮食现代化的条件较优越，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可扩大一些；黄淮海区域，人均土地面积小于东北地区，而大于长江以南地区，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可适中一些；人均耕地面积较小的江南地区，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当然应缩小一些。规模经营是飞跃，坚持适度是关键，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确定适宜的规模。

六、切莫把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要坚持现代市场经济要义

我国深化农业粮食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强调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迄今，我国农业粮食领域已初创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加大，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企业化、国际化水平已达到颇高的水平。在未来，我国农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也绝不会逆转。

然而，在经济理论界有的研究者否定我国迄今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在他们看来，中国深化改革只有朝着“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三化”方向推进，才算是真正的改革，否则就是“倒退”。他们认为，深化农业粮食改革必须“取消市场监督”，必须“完全放开限制、自由进口”，必须“取消基本农田红线”等。这些论调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翻版。那么，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真的是“救世济贫”“粮安天下”的“灵丹妙药”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实施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必然会对我国农业粮食酿成灾难。

农业粮食财产是一种公益性、生态性、弱质性财产，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既有经济属性，又有人权属性，由其财产和产品特性决定，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必须发挥政府的有效调控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要义，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看不见的手”必须充分发挥效用，“看得见的手”必须大有作为。那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圭臬，幻想通过“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三化”手段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张，在理论上违背农业粮食经济客观规律，在实践上是有害无益的歧途。了解新自由主义理论过往史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它已被西方有识之士宣告“终结”。

作为一种经济学流派，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持久被西方学界边缘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理论才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政策主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趋于完备，形成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三化”为核心和标志的政策纲领，并被西方奉为主导性治理范式，极力向全球传播。例如，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向拉美地区、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发展中国家蔓延。新自由主义“三化”的含义主要包括：自由化，主张推行自由贸易，放松甚至取消金融管制，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私有化，主张一切财产应属于私人，对国有企业及公共服务实行普遍私有化；市场化，主张实行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包括对生产要素、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反对政府干预。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前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困境有所缓解，一些拉美国家也一度恢复了短暂的经济增长。然而，很快便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和负面结果：经济增长减速，甚至陷入严重衰退；国有资产流失、国家经济主权削弱；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凸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导致经济大萧条。

经济倒退与民生艰难相伴而生，农业粮食萎缩与“中等收入陷阱”为伍相随。新自由主义理论导致的苦涩之果，引起对它的严肃批评和反思。一些曾经将其奉为“救世良方”的国家，逐渐改变和纠正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尖锐批评道，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巴西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一些西方政要也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写专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2012年，分布在世界四大洲19个国家的大学生联合签名，呼吁取消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标准课程设置。从实践上看，在率先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英国，撒切尔主义早已衰落。西欧诸国也借实施“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1998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圣地亚哥共识”，以替代“华盛顿共识”。如今，经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和纠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经济自主和复苏。在俄罗斯，鉴于“休克疗法”的破产，普京任总统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的终结。

国外经济学家和政要都已明确宣告新自由主义遭遇失败的结局。然而，国内却有人依然把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岂非怪事。我们拒绝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论调，为的是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粮食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

七、切莫把“虚拟”当真实，以免发生误导

发展农业粮食必须以真实、准确的农情和粮情作为决策依据。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中国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了耕地、水源和能源。有研究者计算，进口1亿吨粮食，就等于“进口了7亿亩耕地”。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简单折算出来的“虚拟结果”。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国在10年内进口了10亿吨粮食，岂不就是说我国进口了70亿亩耕地？适度进口国内需要的粮食品种，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是，以“虚拟数据”夸大效应，是对粮食贸易的一种误读，对粮食安全也会发生误导。这里谈三点浅见：一是粮价是瞬息变化的。国内外粮食市场价格及其价格差是多变和常变的，今年能低价进口粮食，但明年、后年情况是会变化的，就不一定能够低价购买到粮食。二是货币汇率是不断浮动的。随着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进口粮食是否有利还是未知。三是简单折算的数据是“虚拟”的，会发生掩盖国内耕地资源潜力，掩盖转变经营方式效力，掩盖科技进步促进增产的问题。

对“虚拟数据”只可作为参考，且不可当真实的数据看待。在进行农业粮食产、供、销、贸易经营时，必须从辩证的、动态的视角出发，因势利导作出决策。耕地和淡水是两种永续利用的要素资源。其中国土资源的属性是固定的，是不能贸易的。在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中，耕地只有掌控在自己国土的范围内，才会成为稳固的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对粮食安全才具有真正的意义。部分人带着“钱是万能的”的眼镜，对价格以外的、极重要的价值却视而不见。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通过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途径赚了大钱，就可以任意购买粮食。这是一种片面的经济观点，因为粮食除了经济属性之外，粮食还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机械式以“虚拟水”“虚拟耕地”替代“真实耕地”和“真实水”，是完全不靠谱的。何况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持久的、复杂的战略任务，决不是凭一次性贸易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置于实实在在的自己的土地上。实际上，中国农业粮食还拥有雄厚的资源潜力，至少有四大潜力：一是提高耕地产出率潜力巨大。在我国耕地结构中，高产田只占1/3，中低产田多达2/3。据计算，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把中低产田的一半改造为高产田，每年即可增产几千万吨粮食。这表明挖掘我国土地产出率的潜力多么可观。二是发展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潜力巨大。我国地貌地形结构极为复杂，平原大体占1/3，山地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高达2/3，开发山陵资源，发展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大有可为。三是科技强农兴粮潜力巨大。采取“集成科技创新”手段，推广普及优良品种、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科学田间管理等实用农业科技，对于促进农业粮食转型升级，加强增产提质的持续动力十分明显。四是不可忽视撂荒地的潜力。撂荒地多是耕作多年的“熟地”，即农作物产量较高的良田沃土。若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相当大数量的撂荒地，就等于避免优质耕地的浪费，其潜力不可小观。挖掘国内潜力如此巨大，我们绝不可“弃内求外”，把眼睛只盯住国外，而忽略了国内资源。

我们从来主张要敢于和善于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但必须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不削弱国家粮食主动权。令人担忧的是，简单化折算来的“虚拟数据”广泛流行，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或“假象”，即中国无能力、无条件养活自己和保障粮食安全。这有可能动摇民众的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意志，会涣散粮食的战略定力。

八、切莫把“误读”当“正读”，务必保持粮食战略定力

目前在我国，各种思潮奔涌，各种观点争锋，呈现百家争鸣的气氛。这是正常、有益的。然而，对粮食的种种“误读”或“误导”层见叠出。越是这样的时候，越可能遇到风险和挑战，越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战略定力。

当下，我国的粮食市场关系，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国内粮食市场多年来累积的种种矛盾在加剧和叠加，老矛盾还未解决，深条理的新矛盾又显现。在复杂敏感的状态下，不可片面化、简单化认识和处理粮食“三高”问题，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读我国的粮情，尤其是要全面地、动态地分析和看待粮食“三高”叠加问题。只有采取这种方法论，才可以拨开纷纭、复杂的表象，从敏感的关系和矛盾中梳理出正确观点。即从全国基本国情和宏观经济环境出发，准确把握农情和粮情的“变”与“不变”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全局”与“局部”的统一，“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以及把握“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统一等，把握好这些关系，就会避免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始终保持粮食的战略定力。

所谓粮食战略定力，就是实施粮食新战略的意志、决心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有无战略定力，关乎粮食安全事业的进退和兴衰。我们要以高度的战略自信涵养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是战略定力的重要源泉，高度的战略自信可以激发强大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的战略自信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战略自信涵养战略定力，增强战略定力，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吉林省时关于“三农”和粮食安全发表了意义深远的讲话，明确提出三项精辟论断。一是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他指出，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二是粮食安全是重要基础，要增强粮食主产区的发展能力。习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国家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增强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能力，实现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有机统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齐头并进。三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他强调，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民增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这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合理调整农业粮食结构指出了明确方向，成为保持粮食战略定力的强大力量。